文献泉源：张善若：《三种文天职析方法知识论、方法论之比力——以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为例》，《中国政治学》2020年第3辑，第65-85页。作者简介：张善若（Shanruo Ning Zhang），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1999），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政治学博士（2007），现任美国加州理工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

内容提要：诠释学、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都是对文本举行分析的研究方法，但各自的学术渊源、数据类型、分析方式和推论路径迥然差别，方法论研究者们也很少将它们相提并论。钻研如何准确释义文本的诠释学历史悠久，现代诠释学又在社会科学知识论和方法论的框架下，进一步牢固并澄清了释义性分析的研究性质和科学尺度。

内容分析研究者响应量化分析的时代招呼，力争精准地将文字体现的内容、主题等特征转化为量化数据。话语分析运用语言学的观点和分析工具来透视“使用中的文字”体现出的政治与社会现象。本文一方面临每一种方法的知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与特点举行界定，另一方面将三种方法各自对文本的界说、基本假设和主要分析手法举行对照与比力，试图更清楚地认识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同时思考如何让这三种方法在实践中各展所长、相得益彰。

由于“释义性”分析在三种文天职析研究实践中普遍存在，如何将这种主观性的解释分析更有机、有效地与内容分析中的定量分析以及话语分析中的语言分析相联合，从而更科学、规范地推动文天职析实践和方法论的生长，是一个重要课题。张善若教授关键词：文天职析知识论；文天职析方法论；诠释学；内容分析；话语分析；释义性分析古今中外的文化历史生长中，文本是最重要的意义载体之一。由一笔一画、 勾勾点点而形成的文字，如何组成词、组成段，从而通报信息、表达意义？文天职析是试图对这些隐藏在文字符号背后的意义举行翻译、解释的分析方式和手法。如何对文本举行最恰当的分析和最准确的解读，是西方学术传统从其源起时代便开始讨论的问题。

古希腊人认为，上帝缔造了一个有智慧的宇宙（an intelligent universe），又在其中赋予人类“语言”这个工具，从而能够通过文本向人类教授智慧和知识。如何通过解释宗教文原来最完整、深刻、圆满地明白上帝的意思推动了诠释学（hermeneutics）这门学问的生长，文本也从而在欧洲的科学生长、知识积累和文化繁衍的历程中占据焦点职位。

“诠释”也绝非西方独占的学术实践。洪汉鼎指出，儒家经学传统中的训诂、考证、文字、音韵等种种学问都是中国传统学术实践中的诠释方法。

如果我们广义地将“文本”界说为“一篇有意义的文字”，将“政治文化”界说为与政治相关的价值取向、思维方法、表达方式、态度倾向和喜好偏见，那么形形色色的政治文本——如首脑讲话、日常讨论、宣传通告、执法法例等——都可以为我们透视、分析与反思政治文化现象提供翔实富厚的数据基础。考究履历和实证研究的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向诠释学提出了新的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科学生长（尤其是在美国政治学界）迅速转向定量分析，政治文化研究展现出观察问卷研究（survey research）一枝独秀的新局势。从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和维巴（Sidney Verba）的名著《公民文化》到帕特南（Robert D. Putnam）的《使民主运转起来》，再到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对后现代政治文化的一系列研究都是这一门类学问的代表著作。

问卷观察在政治文化研究中的孝敬是开创性的，使得数据收集处置惩罚的系统性和代表性更高、分析历程越发透明直接、推论历程建设在统计科学的基础上。这些优势为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更整体、详细和实证的数据、分析、论点和知识，因而广受研究者的接待。

问卷观察笼罩面广、代表性强，却难以深入政治文化的机理内部。该方法收集到的是某一时刻被访人的态度、认知和偏好，此类数据便于迅速勾画舆情，却很难探测到思考决议历程、认知思维模式、知识和价值观基础等更深条理的政治文化机理。若要在这些层面上研究政治文化现象，我们需要突破问卷研究自身的限制，探求新的方法、数据和思路。文天职析即是这样的新偏向。

面临实证主义（positivism）、履历主义（empiricism）和行为主义（behavioralism）的挑战，身处科学哲学、政治理论、实证研究方法、政治学、语言学等各个领域的文天职析学者努力回应，促进了文天职析知识论和方法论的长足生长。以量化分析为主要特点的内容分析方法应运而生，而且迅速地从最初的人工丈量文章篇幅、尺寸，生长到现在以数据挖掘技术为基础的（全）自动化文本处置惩罚和分析系统。

古老博大的诠释学也经由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狄尔泰（Wilhelm Dilthey）、胡塞尔（Edmund Husserl）、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等科学哲学家的生长，以“诠释圈”（hermeneutic circle）观点为基础，从方法论和知识论两方面论证了诠释分析的客观性。从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奥斯丁（John Austin）、塞尔（John Searle）等语言哲学家生长出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以及从功效语言学衍生出的话语分析和批判性话语分析，也从语言学的角度为文天职析开发了新的天地。

本文探讨文天职析三大支流——诠释学、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各自的知识论、方法论基础、基天职析模式和路径，以及优势和盲点。虽然三者都是对文本举行分析的研究方法，但各自的数据类型、分析方式、推论路径（inference）等焦点分析法式迥然差别。

由于它们各自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偏重点纷歧，每一套方法需要使用的文本数据就截然差别，差别的数据引发的分析方式也因此迥异，从分析到论点的推论历程也截然不同。因此，这三种方法如同三把刻有差别纹路锯齿的刀，各自针对文本的差别侧面提炼出差别性质的文本数据，引领研究者进入差别形态的分析，从而回覆差别类型的研究问题。因此，每一种分析都被看作一种奇特的分析方法，方法论研究者也很少将它们相提并论，对自己擅长的方法也各专其职，很少跨领域操作。可是，从本质上说，这三种方法都是文天职析，都是要将文本转化为某种形式的数据，进而对其举行某种科学性的分析。

而在实践中，这三种方法的界线也远非清晰明晰：以定量分析为旌旗的内容分析中往往不行制止地含有释义性的身分，以语言学为基础的话语分析研究中也经常有定量和释义性分析的操作。可是由于每一种方法都有其奇特的“数据—分析—论点”路径，如果不仔细甄别，往往会造成数据特征、分析方式和推论历程不相匹配的杂乱局势。这三种方法的偏重点、优势优点皆差别，本文相关部门所强和谐详述的角度和层面也随之差别。内容分析以量化方法为目的，其方法论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操作层面。

现代诠释学的生长主要在哲学和科学哲学层面上举行，对详细操作涉及较少，因此它在实证研究中没有能够获得更广泛的应用。话语分析建设在语言学基础上，其内部又分若干派别，在语言的视角、文本数据的提取、分析方法的选择等方面更是纷繁庞大，令人目不暇接，在一篇文章中无法详细先容。因此，本文的主要意图是对这三种方法在知识论基础和方法论理论上举行先容、解释、厘清，而非先容各自的主要操作手段。

将这三种文天职析方式“肩并肩”放在一起，一方面临每种方法的自身特点举行清晰的界定，另一方面将三种方法各自对文本的界说、基本假设、主要手法举行对照和比力，能够资助我们越发清楚地认识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同时促使我们思考如何让这三种方法在实践中各展所长、相得益彰。一、释义性分析：现代诠释学的新生长西方宗教和知识传统将《旧约》《新约》及其他宗教经典中的字、词、句看作上帝通报真理的载体。

因此，如何准确地解释这些语言符号是重大的知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诠释学起源于古希腊时代，研究的就是如何最准确、最原汁原味地将涵括在文本中的真理展现出来。从14世纪起，自然科学的生长使科学与宗教逐渐背离，知识分子对由教堂控制的“知识”发生了基础性的怀疑。

由此发生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认为，真正的理性思考应该挣脱宗教意味浓重的所谓“科学传统”的束缚。经由几百年的演变，这样的思路敦促思想者将自己内在的思考历程（mind）与外在世界对自身可能发生的一切影响（world）相隔离。在科学研究领域，使研究者与研究工具之间完全隔离的实验方法成为黄金尺度。

这使“诠释”这一分析模式陷入了危机。因为诠释者是凭据自身的“既有明白”（pre-understanding）——包罗世界观、文化配景和知识基础——来举行释义的。脱离了这些既有明白，诠释就无从谈起；然而凭据既有明白所做的诠释，在新的科学尺度下是不客观、不科学的。

在新的挑战眼前，现代诠释学生长的首要目的是牢固其方法论和知识论基础。现代诠释学家们指出，实证主义提出的、将分析的主体与客体之间完全隔离的“科学规范”是不现实、不行能的。他们将“释义”（interpretation）这个运动从一种对文本的分析运动，上升到了人类生存认知的新高度，形成了“general hermeneutics”（普遍诠释学）的观点和思想领域。

海德格尔在这一生长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认为，人从生到死，就是要完成“生存”（living）这个任务，于是我们对世界中任何一个事物的明白都是以这个任务为出发点而举行的一番诠释。

好比钉锤这样工具，我们一般就是拿起来用，直到钉锤坏了、头和把分散、没法用的时候，我们可能才会停下来视察它的详细的结构。钉锤在我们生活中的详细功效，就是它在我们“生存”这个任务和历程中发生意义和作用。支持此看法的哲学家们进一步指出，这种从生存任务出发探索、认识世界的倾向也引导着自然科学的生长。如果我们的生存不需要水，我们就不会研究水，也不会相识到水的化学身分是 H2O。

因此，科学分析的工具绝不存在于一个与研究者隔离的实验室里；恰恰相反，它们正是活生生的生活、社会的一部门。由此，现代诠释学在实体论和方法论层面上系统地建设了“存在性诠释”（existential hermeneutics）这样的弘大观点。从这个角度出发，现代诠释学深刻挑战而且彻底否认了实证（positivist）研究中所建设的研究者和研究工具“因为隔离，所以客观”的假设和态度，而且进一步指出，如果这个“客观性”尺度不适用于人类对自身文化、社会和政治运动的解释和分析，我们就需要对其重新界说。

那么，现代诠释学的客观性从那里来？诠释学家认为，通过对某一特定的研究工具的分析，释义者进入一个已有的、不易改变甚至不能改变的观点和理论体系中，这个体系席卷以往所有重要的关于此现象的解释和分析。伽达默尔指出，正是这个大诠释圈的“结构”（structure）给释义等看似“主观”的分析行为提供了客观基础。虽然差别的人对同一现象会有差别的解释，但在宏观层面上，这些解释仍然是针对一个“客观”（objective）现实来举行的。

齐默尔曼（Jens Zimmermann）将其比喻成一种事先制定好规则的游戏。差别的释义者就是通过玩同样的游戏进入同一个已有的、客观的结构中，只在规则限定的规模内有自由发挥的空间。现代诠释学将知识结构的客观性与研究者个体的主观性如此联合起来，逾越了实证方法论中客观与主观非此即彼的格式.伽达默尔指出，纵然在科学领域里，研究者选什么题目、如何选材、如何分析等都与其自身的既有明白密切相关。

诠释者所在的文化和知识情况是任何释义性分析无法逃脱的思想情况。这一角度可以凸显“冷战”期间形成的、以“民主—威权”为轴心的知识体系对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影响。史天健和吕杰指出，中国舆情研究展现出相互矛盾的发现息争释，其泉源在“问卷研究的方法自己”。

在西方社会中，民意观察问卷经常测试民众对民主的满足水平，而隐含在丈量工具背后的，是其既有的政党、选举等民主制度和公民文化中蕴含的关于民主的特定明白。在受儒家政治文化影响的东亚社会中，民主制度生长水平纷歧，可是民众仍然拥护以“民本”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于是发生了在中国这样一个权威型国家里，民众对民主高度拥护这一让人费解的观察效果。

史天健与吕杰的解决方式是从儒家政治文化的价值观和规范为出发点来设计观察问卷，以展示生长于儒家文化中的今世舆情对民主的明白。另外一条可行的分析路径则是通过对常用丈量工具的差别组合，来展示一个崭新的理论局势，如唐文方用西方常用的观察问题来阐释群众门路在今世中国政治中的作用。

史天健、吕杰、唐文方三位的解决方法，也都深深镶嵌在作者从自己在中国的发展、生活履历中所积累提取的知识和履历当中。他们的既有知识对其研究的选材、分析、剖析等方面的思量和选择发生了关键性的影响。这些新的科学性、客观性尺度，为我们在履历科学、社科方法论框架下讨论释义性分析奠基了基础。

如上文所说，诠释学的近代生长主要集中在科学哲学和宏观理论层面，不涉及详细的文天职析方法和操作，因此在社科的履历性科研实践中难以被直接应用。在实践中，研究者们对“什么是诠释”“如何诠释”等方法论问题也很少细究，种种做法蜂拥而上，缺乏规范性，被品评为主观性强、科学性弱。社会科学一些早期作品中的文天职析，在数据类型、分析方式以及推论模式上，一方面为了增强科学性，在文本选择和分析目的方面脱离了传统诠释学的既有轨道，另一方面也未能与现代社科尺度良好对接，真正成了“四不像”。

传统诠释学中的分析往往针对某个详细的给定文本，准确解释是主要目的。而社科方法论近百年的生长使得数据的代表性、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等指标，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中，都成了重要的质量标杆。在早期的社科研究中，分析者经常自然而然地将文天职析与其他分析方式——如到场性视察、访谈等——并用，而且往往顺应需要将种种差别性质的文本——日记、演讲、新闻报道、对话等——综合使用。

好比，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使用的文本包罗新教经典教义、富兰克林的日记等质料。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引用了《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s）等美国政治的纲要性文献。

在中国政治文化研究领域中，革新开放前在西方出书的作品对文天职析的使用频率很高，因为其他数据泉源很是匮乏。其代表作，如刘易斯（John Wilson Lewis）的Leadership in Communist China、白鲁恂（Lucian Pye）的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所罗门（Richard Solomon）的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都大量引用、释义、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及其代表人物的经典文献，如毛泽东的《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阻挡自由主义》《关于正确处置惩罚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以及在《人民日报》《灼烁日报》《红旗》上揭晓的重要文章等。

所罗门在其书的第二章对中国传统中权威与小我私家的关系举行分析时，使用了《孝经》等传统儒家政治文本。这些“经典”文本代表性有多强？研究者是否只选取支持自己看法的文本？同时，作者对如何准确释义、如何使用上下文、如何使用政治社会配景等至关重要的传统诠释学方法问题也缺乏关注。由于这两层原因，“深度解读”式（deep interpretation）的分析在日益提倡科学化的政治学中逐渐被边缘化了。

近年来，文本数据日趋多元，也更容易获取，由福柯、哈贝马斯等学者动员的话语分析在理论和方法方面不停推进。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文天职析研究者努力吸纳了这些新学问，可是许多在题目和关键词中使用“话语”和“话语分析”等观点的作品，并未能够在“语言”的层面上，真切详细地使用话语分析的方法。

其主要分析形态仍然是平常而言的释义性的，选材仍然比力随意开放。好比孔书玉（Kong Shuyu）通过对影戏、电视作品的“多媒体话语分析”（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讨论了“山西商人”这个文化形象和话语与中国经济生长的政治情况之间的关系。在文中，作者通过对相关话语现象的分析透视和总结归纳来展示该文化现象的一些宏观特点。

斯特劳斯（Julia Strauss）对中国官方和半官方组织关于拉丁美洲的政治讨论和修辞的分析所选取的文本包罗相关外交政策，如《宁静共处五项原则》《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以及重要向导人讲话。类似的研究另有华世平（Shiping Hua）对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革新话语的对比分析，德勒里（John Delury）对中国政治话语中各向导人时期泛起的“小康”“大同”“和谐”等词汇的剖析，Susanne Choi对中国政府关于艾滋病、娼妓等社会现象的话语生长的讨论，郑田田（Zheng Tiantian）就国家、媒体和知识界对来到都会的农村年轻女性所构建的话语的分析，等等。

与早期作品相比，这些新近作品摄取的数据越发多元、宽阔，分析的针对性、履历性更强，可以高屋建瓴地归纳综合、突出某种文化或者话语现象的主要特点。可是在质料遴选息争释方法方面仍然缺少系统深入的方法论思考和应用，在数据的代表性、分析的内在有效性、推论的外在有效性方面都略显单薄。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都是旨在匡正释义性分析的现有欠缺、增强其科学性的努力实验。

前者以编码为焦点数据处置惩罚历程，把“没有结构”的文字变为“有结构”的数字，以利于量化分析。后者则运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学科的观点和分析框架，对文本的语言性质和特征举行深入机理的分析与解释。二、内容分析：量化文天职析的基础逆境内容分析应量化研究的需求而生，可以“客观地、系统地识别讯息的特点，而且由此得出结论”。

据伍德拉姆（Eric Woodrum）纪录，最早期的内容分析意在考察差别宗教派此外祈祷词里是否有宣扬异端邪说的字眼。在美国报业大生长的19世纪后期，出书商和编辑们将报纸版面的内容与刊行量联合起来，研究什么样的题材最受读者接待。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治学鼻祖之一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领导团队对敌军意识形态流传举行研究，促进了内容分析方法的大生长。20世纪六七十年月美国民权运动生长期间，内容分析研究者们将视线转向少数族裔、女性等弱势群体在公共前言中泛起的频率、所代表的形象等。内容分析通太过类与编码，将“意义符号”（signs of meaning）转化成为数码，从而将“文化产物”（cultural products）转化为量化数据，使研究者能够对政治、社会、文化现象举行量化分析。

作为内容分析的焦点历程，“分类”和“编码”将文字质料转变为量化数据。因此，是否分类、编码，是内容分析与其他文天职析方法之间最主要的分界线。

在内容分析研究中，如何举行分类和编码又有“数据驱导”（data-driven）和“理论驱导”（theory-driven）之分。数据驱导的套路从文本出发，用演绎法逐渐生长出编码模式（coding scheme），让文本的主题、观点在此历程中“自动”涌现出来。扎根理论即是遵循这一原则。

理论驱导从理论出发，确立分析单元（unit of analysis），建设编码方式，对选择出的文本举行编码，最终发生“文本主题”（text-by-theme）矩阵，然后通过差别的统计方法举行分析。内容分析研究者对数据摄取方式有更系统细致的关注，对数据框架有明确的界说和界线（如《人民日报》某年到某年的关于某题目的评论），既可以对框架中的全体数据举行分析，也可以从中抽取样本。这与传统释义性分析在取材方面的随意性、开放性形成鲜明对比。在确定分析工具和单元（字、词、句、段或文）以后，研究者在每一个分析单元上，对相关内容举行编码，由此得名“内容分析”。

“内容”被界说为“交流的特点”（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cation），涵括的内容很是广泛，包罗“字或符号”“主题”“特点”“段，句，或者其他语法单元”。这个界说赋予内容分析方法相当辽阔的应用规模，但也是实践中一些含混操作的泉源。

严格地说，内容分析中的“显性标示”（manifest indicators）和“隐性标示”（latent indicators）的量化数据生成方式（data generation）是截然差别的。虽然这两种差别性质的“内容”都是分析者将文字通太过类、编码转化为量化数据的，然而其详细转化历程却截然不同。对显性标示的分析关注某个字、某个词泛起与否，最直观的编码方式就是“该词汇泛起＝1，不泛起＝0”。

在这里，文字被看成数字处置惩罚，编码法式简朴明晰，没有含混余地，编码误差可以为零。在此基础上可以举行词频、与其他显性标示的相关性以及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等数学性或者统计性分析。

而若要对一段文字的主题、倾向、重点、态度等意义层面的“隐性标示”举行分析，分类和编码在很大水平上依赖于编码者的“释义”。因此，从数据处置惩罚的第一步开始，对隐性标示的分析在相当水平上是释义性分析。

对文本中隐性的意义，内在层面的分类、编码、分析、推论，不是通过视察一个词是否泛起能够完成的，最终依靠的是分析者和编码者的明白息争释。编码历程中释义性分析的重要性引发了两个方法论问题。首先，是否能够在既有的语言和意义情况中最准确地编码，会直接影响到分析的准确性。

做过编码的研究者都知道，如果说对显性标示的编码法式直白明晰、毋庸置疑的话，对隐性标示的编码历程往往是一个是非难辨、思前想后、拖泥带水的历程。政治文本是很是庞大的语言和文化现象，把内里的思想、倾向、态度一清二白地酿成整整齐齐的数码，绝非易事。

可是，由于内容分析被看作定量分析，编码只是一个预备步骤，蕴含在编码中的“释义”运动往往没有获得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因此对其历程的先容和交接也很是简朴，甚至略过不提。类似的操作方式触目皆是，其原因并非研究者的疏忽，而是内容分析方法论对显性标示和隐性标示在数据生成法式上的关键区别关注不够，为了强调内容分析的量化特征，对释义性运动淡化、弱化。这样的倾向在政治文本的内容分析险些无处不在。

如朱江南与吕杰就国际媒体对中国六十周年国庆庆典报道的分析就涉及这样的问题。他们对每一篇新闻报道主题（是否涉及军事、经济、庆典自己等）的编码相对简朴明晰。

除此之外，作者还试图对新闻的“启动效应”和“框架效应”（priming and framing effects）举行分析。两位研究者用一个0—4的categorical variable（分类变量）来丈量这些效果，其中0表现很是负面，4表现很是正面，2表现中立。

也就是说，编码者肯定要依赖他对文字和语言的明白决议每一篇文章的effects（效果）究竟用哪一个数字来体现最合适。那么“正面”（3）和“很是正面”（4）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作者在文中没有给出明确解释。再好比，刘新胜与杨溢在对《人民日报》涉及美国的文章的分析中，对文章主题举行了编码。如果一篇文章涉及一个以上的主题，则由编码者决议“最着重讨论的主题”。

可是文中没有解释这个“most discussed”的特点应该如何合理判断。是凭据内容的是非？语气的轻重？还是在文章中位置的显赫与否？作者如果能对此类问题举行进一步解释，不光可以牢固论点，也为效仿者做出示范。对释义性分析的弱化和淡化，不仅仅只存在于对编码的讨论和操作中。由于政治学研究大多需要对文本的政治意义举行分析和阐释，纯定量的、只对显性标示举行分析的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

对纯量化内容分析的主要品评就在于它完全不能涉及“内容的偏重点、语言的内在以及文本从其社会文化情况和上下文中获得的意义”。由此，法兰克福学派指出，对定量分析的解释一定要涉及定性的、意义层面的内容，否则研究结论仅仅是一堆“乏味无趣的图表”。所以，如何弥补内容分析这种“先天性”的弱点是研究者在研究设计层面需着重思量的问题。

在中国政治研究的新近作品中，吉祥（Bruce Gilley）和霍尔比格（Heike Holbig）就2003年到2007年中国学界对党的正当性讨论的分析，史天健与娄笛晴对《人民日报》报道中意识形态倾向的分析，朱江南与吕杰对全球媒体对六十周年国庆庆典的报道的分析，张善若对听证会代表话语计谋的分析，于斌对政协提案内容和方式的剖析，刘新胜与杨溢对《人民日报》关于美国的报道的分析等，都属于此类作品，其中既有建设在分类和编码基础上的量化分析，又着重于对政治事件、生长和现象的意义层面的解释。在对隐性标示的分析中，释义性分析从数据生成这个上游步骤便开始发生作用。

然而由于内容分析的量化偏向，这一本质性特点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可能引发关键性的误差。好比邵梓捷等对《新闻联播》从2003年至2013年政治文本中关于“国家主体角色”的研究。文中的量化分析显示，“全国、国家、中国、生长、人民、建设、互助”等词的泛起频率很高。

作者由此推论，“准确地说《新闻联播》使用的首要关键词显著地体现了对国家主体角色的认知”。然而这样的结论，在观点和数据层面都缺少支持。词频、词意与观点之间的关系无法从单纯的量化分析中得出，需要释义性分析来建设。

若想要讨论国家的“主体角色认知”是什么意思、这些词汇的高频率泛起如何展现了国家的主体角色认知，作者必须逾越量化分析，对这七个词语的内在举行进一步的界说、解释和讨论。量化分析的准确性无法直接建设数据分析效果与观点性、理论性的结论之间的联系。内容分析的主要思路及方式方法关注文本中是否泛起某种显性或隐性标示，并将这个标示的内容假定为稳定。在此基础上，才可以举行分类与编码，因为编码就是一个“变异压缩”（variation reduction）的历程。

这样的假设基本不思量语言情况、上下文对标识意义的影响，内容分析因此被称为“前语言性”（prelinguistic）的文本处置惩罚方式。在大部门政治文本中这样的假设是不现实的，因为重要的政治文本不仅字字珠玑，而且“功夫在诗外”。其文字、论点论据以及各种修辞手法，不仅自己意义富厚多变，而且经常与文本之外的政治知识和文化情况遥相呼应。

如方涛和罗平汉对党的文献中“现代化”一词的词义分析，即反映出该词作为形容词、名词和动词在差别政治时代中内在的扩展和变化。我在对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到十八大党代会陈诉的研究中也发现，在革新开放的三十年中，“人民”一词不仅使用频率节节攀升，其内在和外延也迅速扩展、变化。如果对这样的意义变化不加以分析，而纯粹地视察这些词汇是否泛起、词频是高是低，很可能会使研究效果浅显片面禁绝确，大大限制分析潜力。

因此，研究者需要对文本中隐含层面的内容和意义举行分析，不仅必须要用到归纳综合讲的释义性分析，而且也需要关注语言因素、使用语言学的相关工具来提高研究的准确性（详见话语分析一节）。努力引入语言因素的实验与由互联网时代应运而生的数据挖掘分析套路却颇有些水火不相容。

互联网的泛起使文本的数量、使用利便水平等方面都进入了新纪元。相应生长起来的内容分析新技术大致有两类：一类通过下载媒体、政府、组织在网上公布的文本获取原始数据，可是分类和编码历程是人工的，在本质上与传统的内容分析同出一辙（如大部门前文讨论过的例子）。另一类，以数据挖掘技术为基础的“text-as-data”的分析套路则主张通过盘算机软件举行文本编码和分析，在文天职析中实现半自动化或自动化（fully automated content analysis）。

研究项目中探索性的预备分析可以由人工举行，但最终的文本数据处置惩罚应该是全自动的。在这一领域中，“全自动文天职析中涵括的人工处置惩罚的身分，随着文本规模的增大，会逐渐减低到零”。全自动文天职析就是把“字”和“词”等显性标示从语言中剥离出来，作为数字处置惩罚，举行统计性分析。

门罗（Burt L. Monroe）和施罗德（Philip A. Schrodt）指出，“统计模型”和“语言模型”不行兼得。因为这种分析无法出现字、词在语言中的相互关系，所以“此方法对有些研究问题有用，可是对于有些研究问题的局限性无法克服。好比对于国际冲突的分析，除了要知道一个冲突中双方是谁以外，也许还要知道‘谁先打了谁’”。

要回覆这个问题，研究者需要视察冲突双方的名字在文本中是什么关系，好比在一句话中，谁是主语，谁是宾语，这就需要对语法例则举行考察。这似乎使内容分析与下文要先容的话语分析成为“鱼和熊掌”，不行兼得。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学者们在这个偏向的努力努力。如西蒙（Adam F. Simon）和塞洛斯（Michael Xenos）试图在认知科学关于“隐性语义分析”（latent semantic analysis）理论的基础上，对内容分析中的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举行改良。

“隐性语义分析”理论认为，人类大脑对语言的处置惩罚和认知历程与因子分析的历程是类似的。他们据此设计了一套技术，通过用因子分析模拟人脑的认知和语言处置惩罚历程，由此剖析出文本中差别的观点维度。可是，这一方法虽然从与语言认知相关的理论出发，可是仍不涉及语言学的观点和分析工具，本质上依旧是对显性标示举行的词频和因子分析之类的量化分析。

题目模型（Topic Modeling）的方规则试图用差别的数据模型，通过捕捉词频、词与词之间的相关（co-occurence）与间距（proximity）等可量化的文本语言特征，将文本中隐形的“题目”（topic）提取出来。内容分析方法明确界说数据框架，把分析工具从其语言和意义情况中剥离出来，通太过类和编码将内容量化，用统计分析来提高分析效率、增强数据的笼罩面。

然而对量化分析的追求却在一定水平上误导了研究者，使他们忽视了内容分析操作中已有的定性的、释义性的身分，以及纯定量分析对文天职析的限制。此类分析最大的弱势在于它无法对字、词、句在文本内部通过语言规则举行的语义建构（intra-textuality）历程、和被分析文本与其他相关文本之间的意义关联（inter-textuality）等方面举行深入有效的分析，而这些正是政治文本获自得义的最重要的途径。现代语言学的生长对“意义”的解释打开了另一片天地，强调文本中的字、词、句，除了自身的内在和外延以外，还具有它们的语言社区（language community）和话语社区（discourse community）所赋予的奇特意义。在这些方面，建设在语言学基础上的话语分析就占有更大的优势和潜力。

三、话语分析：对意义建构历程的探索话语分析不通过编码量化数据，因此往往被划分到“定性”研究一类。但这一角度和方法植根于近一百年来语言学的逐步生长，与以诠释学为基础、传统的“定性”分析也有显著区别。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将语言看作人类独占的、“基因铸就”（genetically endowed）的一套认知能力。人类使用这一“透明的媒体”来“反映”和“记载”世界，它对社会现实不添也不减。

在此理论基础上，语言学家们想要探知一套基于这种人类共有的语言能力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语法句法，即“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然而与欧洲语系以外的语言和文化的接触为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开发了新的视野。名噪一时的萨丕尔—沃尔夫（Sapir-Whorf）假设指出，差别的文化通过语言对世界的“切分”（carve up）方式是差别的。

因此，语言不仅仅是人们用来描绘世界的工具，更是我们用来构建现实的手段。同时，这些由语言构建的现实也限制着我们对世界的思考。虽然这一相当激进的“语言决议论”已经由时，但它对语言学的改变是革命性的。20世纪著名的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指出，语言是在使用历程中获自得义的。

由此生长出来的功效语言学（functional linguistics）将语言的运用看作一种社会现象，在特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情况中，因交流需要而被引发，并在此历程中获取意义。由此降生的社会语言学专注于“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社会成员使用语言的方式方法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等课题。从这一角度举行的文天职析往往借助语言学，特别是语义学（semantics）和语用学（pragmatics）这两个分支里的观点、理论和分析框架，切入社会和政治话语的内部机理，对其话语计谋、政治目的等举行考察。

例如Rigstad在分析美外洋交政策生长时认为，“布什原则”是美国为了实现片面军事目的所制造的一套政治话语，在道德层面上与西方经典政治道德理论不符，从实际角度看也是有意识地只服务于美国的短期战略利益。从维特根斯坦源起，又由奥斯丁和赛尔生长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生长出了“意向意义”（illocutionary meaning）这个观点。该理论认为，说话者在使用语言的时候，也在施行一个行为。

好比一对匹俦准备脱离旅馆去机场时，丈夫说：“出租车马上就要来了。”这句话的本意是出租车快到了，而其意向意义则是在敦促妻子抓紧时间。“敦促”即是这句话的言语行为。

实际生活语言运用中的言语行为种类繁多。奇尔顿（Paul Chilton）和谢夫纳（Christina Schäffner）总结出政治话语中五种主要的言语行为类型：“叙述”（如对“现实”或“真理”的陈述）、“指导”（下令、请求）、“许诺”（许诺、威胁）、“表达”（赞美、责备）和“宣布”（宣战、宣布选举效果）。英国政治理论家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在他影响深远的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中所作的努力，与言语行为理论异曲同工，认为政治思想研究不仅要讨论作者“写了什么”，还要探求他们“为什么要写这些”。

斯金纳强调，每一个时代的政治现实都市凸显某些“危机”，让思想家们提出解决的方案，而这些思想就是他们的政治行为。马基雅维利当年的计谋是通过巧妙地改变他在书中对其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讨论，从而改变他自己的政治主张与主流思想之间的关系，由此能够“重新形貌”（redescribe）和“重新界说”（recharacterize）自己的冠词，为其争取正当性。这样，随着语言学从结构主义向功效主义转变，其分析焦点从“主意”（idea）到“行为”（act）的转移，我们对语言的明白也从由语言身分（字、词、句）根据语法例则组成的静态的“效果”，转变为涵括讲话者的主观意图和文化、政治配景的意义制造历程。

话语行为者运用语言中蕴含的资源和工具，有计划、有计谋地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于是，“运用中的语言”（language in use）就组成了“话语”。

中国谚语“话有三说，巧说为妙”“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形貌的就是这样的“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和“话语计谋”（discursive strategy）。在20世纪七八十年月，受欧洲左派政治思潮、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权话语”观点的影响，福勒（Roger Fowler）、霍奇（Bob Hodge）、克雷斯（Gunther Kress）和特鲁（Tony Trew）等人继往开来，生长出“批判性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探索语言使用者如何运用语言来制造、维持和正当化政治和社会行为。这样的看法和视角在话语分析实践中的运用即是批判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从葛兰西的“霸权话语”（hegemonic discourse）中生长出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数不胜数，多数突出知识与真理的主观性和政治性，强调所谓的“知识”和“真理”都只是其时当地的霸权化构建。

用话语分析和批判性话语分析工具来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宏观地借助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将语言看作话语行为者使用的社会和政治资源，分析话语中体现出的权力关系。

与传统定性研究对政治文化和政治语言的大而化之、平常而谈类分析相比，这些新近研究在分析的履历性、准确度方面有很大提高，如韩乐（Le Han）对2008年奥运期间中国媒体渲染爱国主义的话语计谋研究，苏晓波（Su Xiaobo）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建设和维护其霸权话语的研究等。这类研究的基本特点是使用了一些话语分析的观点，但其主要分析模式仍然是通过作者的主观剖析完成的，很少或者没有使用语言工具。前文提到的斯特劳斯、孔书玉、华世平等人的研究也可以归入此类。

话语分析作为从语言学里生长出来的工具，强调通过语言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文本的意义构建历程举行努力、准确的探测。然而，对语言工具的奇特功效和气力，非语言专业身世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在逐步的认识和学习当中，这些工具在研究实践中的应用水平也大不相同。

因此，在观点和理论层面提及、讨论话语分析，而在分析中少少使用语言工具的现象很常见。在这里仅举一例。Yunya Song和Tsan-kuo Chang通过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剖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社会的新话语的降生和生长。

在内容分析部门，两位研究者对1997年到2006年的《人民日报》举行抽样，就每一段落中体现出的新闻事件的主要政治行为者、政治行为情况、时间所在、因果归罪和故事偏向等方面举行编码，分析有关农村经济社会生长新闻中的行为主体的分类和比重，以及与相关变量的关系。在话语分析部门，作者的关注点转向了这一新话语中的两套“释义性包装”（interpretive packages）——一个是“国家统筹下的配合富足”（“common-prosperity-under-state-retribution” package），另一个是“技术挂帅的新工业化”（“technocratic neoindustrialization” package），并在此基础上解释话语主体——国家、政府、党、《人民日报》——如何使用这些词汇和观点。

从方法论的角度需要着重强调的是，对这两套话语包装的提取不是通过详细系统的语言性分析来完成的，而是作者凭据自己对文本的主观解读构建的。作者在一个图表中整齐有序地列出了两套话语中的关键词，可是这些关键词之间的逻辑联系、相互说明和呼应效果以及它们配合作用所发生的意义，从基础上来说都是作者逾越话语数据和分析的主观解读。

换言之，两位作者先从文本中摘出相关词汇，再以他们认为适当的方式重新组合，并在此基础上举行推论和理论化。在这一历程中，分析者仍然将话语身分——词汇、句子——从它们自身的语言和意义制造历程中剥离，又用自己的解释将它们重新构建起来，得出结论。Yunya Song和Tsan-kuo Chang的解读清晰强健，与这一段时期中国国家霸权语言的基本特征相吻合。可是研究方法的详细操作对主观释义的倚重仍然高于对话语分析工具的使用。

因此，在话语分析研究中，哪些分析使用了语言学工具、使用到什么水平，而哪些分析越发倚重作者自己的释义性分析，都需要研究者越发明确、清晰地举行标示和讨论。研究者近年来努力实验，试图能够越发全面系统地将语言工具运用到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中来，在这里我简朴举例。

吕行（Lu Xing）与西蒙斯（Herbert W. Simons）对中国共产党向导人在革新时代的“转型式政治修辞”的分析中，集中讨论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位向导人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原则和实用政治目的联合起来。他们从语用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三种解释：修辞需要（rhetorical requirements）、面临的政治障碍（kinds of problems that impede accomplishment）和政治文化中可供选择的话语计谋（strategies available）。这项研究不仅形貌了一种话语现象，而且从修辞学、语用学和论证理论的角度对某一种话语为何生长、如何生长举行解释。在研究实践中，我借鉴马莱斯基（Edmund Malesky）和苏勒（Paul Schuler）对越南议会代表讲话的分类方法，试图使用“话语计谋”这一观点对中国海内的一些听证会实录举行分析。

这项研究将代表们的讲话视作他们使用听证会的话语空间努力调动文化赋予的话语资源、主动使用“话语计谋”来同政府对话，并取得主动权的一种政治话语行为。我将听证代表接纳的话语计谋分为“颔首”、拥护、建议和挑战四类，在详细操作上使用“语言标示”（lexical marker）这一语言学分析工具，使用讲话人自己的语言身分（如“我同意”“我阻挡”“我建议”等词汇）来对他们的话语计谋举行编码。编码是内容分析的操作特征，可是在此研究中被“编”的却不再是主题、内容等内容分析的惯常研究工具，而是“话语计谋”以及其中体现出的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关系等语言学观点，从而将话语分析的观点理论与内容分析的实际操作方法联合使用。

四、结论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先容诠释学、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这三种文天职析方法的学术渊源、分析思路、各自对“文本”这一研究工具的视角与假设，以及在此基础上生长出的分析方式方法。研究如何准确释义的诠释学历史悠久，现代诠释学的主要孝敬是在社会科学知识论和方法论的框架下，牢固、澄清了释义性分析的研究性质和科学尺度。内容分析研究者响应量化分析的时代招呼，罗致最新的量化分析技术，力争通过将文本中内容、主题等方面的主要特征最准确地转化为量化数据。话语分析方法运用语言学的观点、分析工具来透视、解释文字中体现的政治与社会现象。

三种方式在对文本数据的收罗处置惩罚、分析角度方式等方面截然差别，能够到达的分析目的、能够回覆的研究问题也自然差别。从这个角度看，大而化之地使用“文天职析”这个观点是禁绝确甚至是不正确的。为了精准起见，研究者应该在文天职析这把“大伞”下，越发深入地相识差别方法的特点和用法，凭据自己详细的数据结构、研究目的、问题性质等情况，做出合适的选择，而且在文中对此举行有须要的解释说明。

由于文天职析方法论对这三个支流的类似和差别之处甄别不够，实践中自然会泛起混淆甚至错误的做法，我在文中举行了简要说明。需要强调的是，这些问题的泛起并非由于研究者自身的原因，而是因为这些都是行内普遍甚至尺度的操作方式。通过对这些例子举行分析，我们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者对文天职析方法论的相识、认识、掌握能力有待提高。

文中的分析显示，建设在作者主观解释基础上的“释义性”分析，在当前的文天职析研究实践中普遍存在。如何将这样的主观性解释分析更有机、有效地与内容分析中的定量分析和话语分析中的语言分析相联合，从而更科学、规范地推动文天职析实践和方法论的生长，是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努力重视的一个课题。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先容文天职析三种方法的“灵魂性”思路和视角。这三种分析方法的详细操作法式、模式都纷繁庞大，远不是一篇文章能够涵括的。

对于既有研究中的问题，本文虽是“蜻蜓点水”，却也希望在文天职析方法理论、观点、操作化、丈量、分析和推论等差别层面引起研究者的兴趣，进一步深入思考。下一步的研究需要更细致地透视、讨论现有欠缺的起因和生长，从而研究可能的弥补措施。另外，政治文化研究对语言学中的观点、理论和分析工具的运用才刚刚起步。在语言学的三个分支中，语义学与语用学对政治文化研究的意义尤其重大。

如何最恰当、高效地运用这些学术结果来扩展政治文化研究的数据基础、增强我们的分析能力，都是未来研究中需要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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